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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骚乱祸起“权贵经济”

近日，吉尔吉斯斯坦严重骚乱导致总统巴基耶夫“外逃避难”，而反对派则宣布夺取政权，将成立“人民政府”作为过渡政府，骚乱造成至少40人死亡。

吉尔吉斯的夺权宛如一个“轮回”。5年前吉尔吉斯反对派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了“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南部势力代表巴基耶夫上台，“亲俄”的阿卡耶夫黯然离去，现在巴基耶夫陷入了一个“循环”，他再次被“颜色革命”。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言人表示，“推翻政府显示大众极端愤怒”，而美国则拒绝承认新政权，表态“巴基耶夫还握有政权”。

如果民众单纯地将吉尔吉斯理解为美俄等大国在中亚上的地缘政治博弈，无疑是非常狭窄的，它容易走形为一种“阴谋论”色彩的民族主义。吉尔吉斯之所以摆脱不了尴尬的“骚乱怪圈”，其根本原因是本国的情势所致，简单概括为两点。一个是族群对立下的民主化加速“分裂”；一个是政府喜欢宏观调控但实质是权贵经济。而这两点“糅合”在一起，构成了底层民众怒火的来源。

首先，吉尔吉斯经济非常糟糕，以前苏联解体为起点，它的经济衰减率是中亚诸国最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但农业生产率非常低，很难形成“积累”来刺激工业。它也不像其他中亚国家有丰沛的石油资源，它主要依赖于库姆托尔金矿出口，但却不能赚取足够的外汇。它的族群和宗教矛盾的复杂性更是“雪上添霜”。一直以来，居住在费尔干纳盆地及阿赖山下的南方吉尔吉斯人， 受前来混居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影响，是虔诚的穆斯林。而居住在楚河谷地、伊塞克湖及塔拉斯的北方吉尔吉斯人，则不是虔诚的穆斯林。贫穷的南方同时是毒品贸易、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北方吉尔吉斯人把南方看作“毒瘤”，而南方人则视北方人为“压迫者”。

其次，前苏联解体之后，吉尔吉斯实施了最激进的私有化方案，大量企业被分配到私人手里，一些利润丰厚的国有部门也被廉价私有化，显然，北方人是最大的受惠者，他们原先有更多的资本积累，从而有实力购买容易得到股权。在私有化同时，伴随着无序的民主化，这就形成了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所说的“无序的民主化会放大市场化造成的民众和种族仇恨”，街头政治进入暴虐时代。南方的反对党，例如库洛夫为首的阿尔纳莫斯党、巴基耶夫为首的南方“吉尔吉斯人民运动”，最终巴基耶夫整合各种联盟力量，并获得美国帮助，将当时总统阿卡耶夫赶到俄国，获得权力。

巴基耶夫政权并没有认识到“公平正义比太阳更重要”，只不过是一种势力掀翻了另一种。巴基耶夫南部势力没法更改北方人在私有化上的优势，于是就大力鼓吹“宏观调控”，建立了经济干预力量，巴基耶夫让自己的亲属、朋友和盟友进入经济调控部门，例如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就是吉尔吉斯“发改委”的部长。巴基耶夫的算盘是，如果北方人在“私有化”上获利，那么南方人应当在“国有化、权力化”上捞钱。毫无疑问，在没有正义和良策“护航”的私有化国有化，最终都会沦为无耻的“榨取化”。

我们可以用伟大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分析范式来理解是吉尔吉斯的暴动。亨廷顿用民众政治动员和政治组织化来分析社会形态。例如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不丹)、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社会(例如发达国家)，而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威权社会，而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而吉尔吉斯就属于无序民主化释放出高动员度，但“榨取化”和“派系风水轮回”则将国家变成了低组织度。吉尔吉斯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不是民主化，而是如何培育出令人信服的法治和产权规则，从而使得国家政治能力变成“富有韧性、弹性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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